第146章 不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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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大事让政事堂诸相公愁眉紧锁,民间却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
王棣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观,所谓的“元祐之治”啊,呵呵,这大概是大宋王朝最后的一丝风光了。
“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是宋朝治世文明的顶峰,是宋朝最进步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仅是元祐之治中元祐党人的组成就已经光彩夺目,司马光是古今中外都有影响的圣贤;文彦博是著名政治家;苏轼和苏辙兄弟是著名政治文学家;程颐是思想家;黄庭坚和秦观是文学家;吕公著、韩维是和司马光、王安石亲密的嘉佑四友;刘挚、梁焘、李清臣、胡宗愈、王岩叟、孙固、刘奉世、范百禄、傅尧臣、范纯仁等都是杰出的执政;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等直臣,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欧阳棐是欧阳修的儿子、陆佃是陆游的祖父、李格非是李清照的父亲,元佑党几乎就是宋朝辉煌文化的标志,也是最受人民和后世敬仰的宋朝圣贤君子,所以元祐之治才能成为宋朝治世最光彩的时期。
可也恰恰是元祐党人开启了恶性党争的大门,将摇摇欲坠的大宋彻底推向了覆灭。
高滔滔垂帘听政不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赋闲在家的旧党元祐党人首领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很快就上了两份奏章,一份叫做《乞开言路札子》,另一份就叫做《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将神宗朝实行的王安石新法批的是一塌糊涂,称新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这两道奏章很符合高滔滔的胃口,于是司马光被重新启用,出任门下侍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
司马光复出以后,昔日保守党人全都被再度启用,来了个反攻倒算还乡团,在高滔滔的默许下,首先做的事就是大肆清洗朝中支持新法的新党熙宁党人,其中司马光前任蔡确因为在郊游时写过《游车盖亭》组诗,里面的诗句“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被元祐党人刻意解读为怀念新法实施的神宗朝,对本朝有所不满,故而掀起了一场风暴。很快蔡确,章惇和韩缜三大熙宁党人骨干被打成三奸,还被张榜公告,就连死去的王安石都上了榜,凡是和熙宁党人有关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贬官到岭南,开启了北宋放逐官员到岭南的先河。
要知道王安石变法时为打击元祐党人而制造的乌台诗案,受牵连的仅苏轼一人而已,最后还由于曹丹姝求情,贬官也只是贬到湖北黄州。至于司马光本人,虽然在变法期间离开朝堂,但依旧可以安心著书《资治通鉴》流传后世。相反在打击熙宁党人的时候,株连之广早就超过了乌台诗案,就连元祐党人中的自己人吕大防都说,此风一旦形成,恐怕日后我们也会享受这种待遇,因此积极为蔡确求情。
作为旧党元祐党人的总后台,高滔滔完全支持司马光废除所有新法,不管是不是对国家有利,只要是新法就统统废除。这种不顾国家利益,只求路线正确与否的施政方针,彻底葬送了赵宋崛起的希望。
事实上,王安石实施变法以后,国防上的两大举措就是裁兵法和将兵法,凡是满五十岁的士兵必须退役,定期还举行体能测试,中央禁军不合格的士兵就调到地方厢军,若还不合格就予以辞退,同时重新整编全国军队,每支部队专门配置负责军事训练的将领,不影响换防,地方也不得干涉。
经过王安石的这一番改革,北宋军队战斗力达到建国以来顶峰,熙宁五年,大将王韶率领宋军出击熙河,即今天的甘肃临洮一带,收复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和宕州共六州,对西夏形成包围趋势,证明了王安石变法在国防上的成功。
但是废除新法以后,赵宋军力再次陷入一蹶不振,而且还向西夏割让陕北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四寨,妄图以割地求和平。结果呢,养虎为患罢了。
为了解决大宋财政困难的根本窘境,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的改革方针,一边进行开源,另一边则限制大资本和豪强,并且精简地方官员,减少不必要人事开支,成果也是极显著的。毕仲游于元祐元年《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道:“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坦率地说,高滔滔本人廉洁,对家人要求很严,为自己家族修建宅院,用的都是自个积蓄,不用公家一分钱,对于侄子想借她影响力要更高待遇的想法,高滔滔也予以拒绝。所以女中尧舜虽然是司马光的吹捧,但就领导者个人品质和办事公道来说,高滔滔的确是够格的。
但是高滔滔毕竟代表旧势力和反改革派,将赵宋富强的最后一丝机会也活生生掐断。
可以这么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大小毛病一堆,基本上处于混吃等死的状态,通过王安石的治疗,病人身体变好了,和邻居打架也能打赢了,如果继续坚持治疗,病情可能会有所好转。可惜的是,病人和家属由于害怕副作用,中断了治疗。最后病人在和新邻居打架中,因为自身各种原因嗝屁了,家属就把原因归结到医生身上了,觉得是医生治疗的问题,这就有点乱弹琴了。
司马光呢,坚持全面废除新法,不管黑猫白猫,不管会不会抓老鼠,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新法废了一大半。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废除了。气得苏轼在家中跺脚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在原时空,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破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千年以来,人们在审视这场国殇之时,有人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元凶,也有人认为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事实究竟如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谁更应该来背这个锅?
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摈忠直,**嗣虐,流毒四海”之语。
但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读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愤怒:“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明朝陈汝锜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关于靖康耻,王棣以为,绝非一人之祸。事实上,大抵是缘于党争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国家覆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军队经商。别的朝代都是希望强军,宋朝国策却是弱军,唯恐军队强大后,将领们重演自己“黄袍加身”的把戏及唐朝藩镇的跋扈。于是驻军上强干弱枝,劲兵荟萃中央,边疆不敢多驻精兵;练兵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仗时阵图遥控,文官监军;兵种上,招饥民入伍,将军队变成慈善机构,养兵百万,却委靡不振。最后,军队经商。宋朝人擅长赚钱的本事也向军队转移,不好好操练,忙着赚钱,贪腐成风,丧失战力。到后来,宋兵的竟然要脸上刺字,以防逃跑,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
再者是九龙治水。为了预防大臣专权,统治者将权力一再分散,一个岗位设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将相权一分为三,由中书、枢密、三司分别掌管政、军、财三大权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统摄;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相互牵制,避免专权;将官称和实职分离,分割各级长官事权,削其权力;“官”常是拿俸禄而无所事事的空名,“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一般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也非实职;只有担任的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实际差遣的工作才是实际职务。这样一来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皇权稳固。有效地防止了大臣的专权,避免了权臣控制朝政,影响皇帝地位;其次,行政效率低下。大臣相互争斗、相互扯皮,“龙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斗得越欢”,做事情的效率大大地下降,严重影响了决策的快捷高效。于是,宋朝常被人讥笑说“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经渡河”。最后,财政吃紧。政府机构空前庞大,给财政造成严重压力。
还有便是中央独裁。经过宋朝君主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再操控,终于削弱了军队,搞乱了官场,将朝政大权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可是,宋朝的皇帝虽然诸如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修养奇高,在腐化堕落上也没有其它朝代严重;但是,他们在军事、外交上却极为白痴。
凡此种种,注定终将酿成悲剧。
作为“外来者”,王棣不立政治立场、不带感情色彩地分析过宋廷的衰败原因,知道症结所在,其疾也锢,不在腠理,不在肌肤,已在肠胃,将至骨髓,再不对症下药,无奈何也。
只是,药在何处?未为可知也。喜欢大宋河山请大家收藏:(www.663d.com)大宋河山六六闪读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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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剑来
王棣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观,所谓的“元祐之治”啊,呵呵,这大概是大宋王朝最后的一丝风光了。
“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是宋朝治世文明的顶峰,是宋朝最进步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仅是元祐之治中元祐党人的组成就已经光彩夺目,司马光是古今中外都有影响的圣贤;文彦博是著名政治家;苏轼和苏辙兄弟是著名政治文学家;程颐是思想家;黄庭坚和秦观是文学家;吕公著、韩维是和司马光、王安石亲密的嘉佑四友;刘挚、梁焘、李清臣、胡宗愈、王岩叟、孙固、刘奉世、范百禄、傅尧臣、范纯仁等都是杰出的执政;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等直臣,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欧阳棐是欧阳修的儿子、陆佃是陆游的祖父、李格非是李清照的父亲,元佑党几乎就是宋朝辉煌文化的标志,也是最受人民和后世敬仰的宋朝圣贤君子,所以元祐之治才能成为宋朝治世最光彩的时期。
可也恰恰是元祐党人开启了恶性党争的大门,将摇摇欲坠的大宋彻底推向了覆灭。
高滔滔垂帘听政不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赋闲在家的旧党元祐党人首领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很快就上了两份奏章,一份叫做《乞开言路札子》,另一份就叫做《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将神宗朝实行的王安石新法批的是一塌糊涂,称新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这两道奏章很符合高滔滔的胃口,于是司马光被重新启用,出任门下侍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
司马光复出以后,昔日保守党人全都被再度启用,来了个反攻倒算还乡团,在高滔滔的默许下,首先做的事就是大肆清洗朝中支持新法的新党熙宁党人,其中司马光前任蔡确因为在郊游时写过《游车盖亭》组诗,里面的诗句“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被元祐党人刻意解读为怀念新法实施的神宗朝,对本朝有所不满,故而掀起了一场风暴。很快蔡确,章惇和韩缜三大熙宁党人骨干被打成三奸,还被张榜公告,就连死去的王安石都上了榜,凡是和熙宁党人有关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贬官到岭南,开启了北宋放逐官员到岭南的先河。
要知道王安石变法时为打击元祐党人而制造的乌台诗案,受牵连的仅苏轼一人而已,最后还由于曹丹姝求情,贬官也只是贬到湖北黄州。至于司马光本人,虽然在变法期间离开朝堂,但依旧可以安心著书《资治通鉴》流传后世。相反在打击熙宁党人的时候,株连之广早就超过了乌台诗案,就连元祐党人中的自己人吕大防都说,此风一旦形成,恐怕日后我们也会享受这种待遇,因此积极为蔡确求情。
作为旧党元祐党人的总后台,高滔滔完全支持司马光废除所有新法,不管是不是对国家有利,只要是新法就统统废除。这种不顾国家利益,只求路线正确与否的施政方针,彻底葬送了赵宋崛起的希望。
事实上,王安石实施变法以后,国防上的两大举措就是裁兵法和将兵法,凡是满五十岁的士兵必须退役,定期还举行体能测试,中央禁军不合格的士兵就调到地方厢军,若还不合格就予以辞退,同时重新整编全国军队,每支部队专门配置负责军事训练的将领,不影响换防,地方也不得干涉。
经过王安石的这一番改革,北宋军队战斗力达到建国以来顶峰,熙宁五年,大将王韶率领宋军出击熙河,即今天的甘肃临洮一带,收复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和宕州共六州,对西夏形成包围趋势,证明了王安石变法在国防上的成功。
但是废除新法以后,赵宋军力再次陷入一蹶不振,而且还向西夏割让陕北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四寨,妄图以割地求和平。结果呢,养虎为患罢了。
为了解决大宋财政困难的根本窘境,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的改革方针,一边进行开源,另一边则限制大资本和豪强,并且精简地方官员,减少不必要人事开支,成果也是极显著的。毕仲游于元祐元年《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道:“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坦率地说,高滔滔本人廉洁,对家人要求很严,为自己家族修建宅院,用的都是自个积蓄,不用公家一分钱,对于侄子想借她影响力要更高待遇的想法,高滔滔也予以拒绝。所以女中尧舜虽然是司马光的吹捧,但就领导者个人品质和办事公道来说,高滔滔的确是够格的。
但是高滔滔毕竟代表旧势力和反改革派,将赵宋富强的最后一丝机会也活生生掐断。
可以这么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大小毛病一堆,基本上处于混吃等死的状态,通过王安石的治疗,病人身体变好了,和邻居打架也能打赢了,如果继续坚持治疗,病情可能会有所好转。可惜的是,病人和家属由于害怕副作用,中断了治疗。最后病人在和新邻居打架中,因为自身各种原因嗝屁了,家属就把原因归结到医生身上了,觉得是医生治疗的问题,这就有点乱弹琴了。
司马光呢,坚持全面废除新法,不管黑猫白猫,不管会不会抓老鼠,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新法废了一大半。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废除了。气得苏轼在家中跺脚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在原时空,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破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千年以来,人们在审视这场国殇之时,有人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元凶,也有人认为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事实究竟如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谁更应该来背这个锅?
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摈忠直,**嗣虐,流毒四海”之语。
但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读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愤怒:“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明朝陈汝锜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关于靖康耻,王棣以为,绝非一人之祸。事实上,大抵是缘于党争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国家覆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军队经商。别的朝代都是希望强军,宋朝国策却是弱军,唯恐军队强大后,将领们重演自己“黄袍加身”的把戏及唐朝藩镇的跋扈。于是驻军上强干弱枝,劲兵荟萃中央,边疆不敢多驻精兵;练兵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仗时阵图遥控,文官监军;兵种上,招饥民入伍,将军队变成慈善机构,养兵百万,却委靡不振。最后,军队经商。宋朝人擅长赚钱的本事也向军队转移,不好好操练,忙着赚钱,贪腐成风,丧失战力。到后来,宋兵的竟然要脸上刺字,以防逃跑,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
再者是九龙治水。为了预防大臣专权,统治者将权力一再分散,一个岗位设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将相权一分为三,由中书、枢密、三司分别掌管政、军、财三大权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统摄;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相互牵制,避免专权;将官称和实职分离,分割各级长官事权,削其权力;“官”常是拿俸禄而无所事事的空名,“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一般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也非实职;只有担任的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实际差遣的工作才是实际职务。这样一来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皇权稳固。有效地防止了大臣的专权,避免了权臣控制朝政,影响皇帝地位;其次,行政效率低下。大臣相互争斗、相互扯皮,“龙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斗得越欢”,做事情的效率大大地下降,严重影响了决策的快捷高效。于是,宋朝常被人讥笑说“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经渡河”。最后,财政吃紧。政府机构空前庞大,给财政造成严重压力。
还有便是中央独裁。经过宋朝君主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再操控,终于削弱了军队,搞乱了官场,将朝政大权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可是,宋朝的皇帝虽然诸如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修养奇高,在腐化堕落上也没有其它朝代严重;但是,他们在军事、外交上却极为白痴。
凡此种种,注定终将酿成悲剧。
作为“外来者”,王棣不立政治立场、不带感情色彩地分析过宋廷的衰败原因,知道症结所在,其疾也锢,不在腠理,不在肌肤,已在肠胃,将至骨髓,再不对症下药,无奈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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