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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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棣很忙,进京一月,全无闲暇温书写字,时间尽用在走亲访友拉人脉上,可谓痛并快乐着。
这些日子,他拜访了在京的新党人员、王安石的故旧子弟、王安礼的同僚挚交、苏轼的好友门生,李格非也领他去了太学混个脸熟。
不多时,即便是朝中大佬对王棣其名也有所耳闻。关于王三郎的种种也渐渐传开,譬如说他善词能文,文章不多却尽为精品,苏轼、周邦彦、秦观皆多赞誉,言“后生可畏也”;他的书法自成一派,便连苏学士、米蒂、蔡京几个书法大家也是惊叹不已,皆以为“字有新意,开一家之宗也”,“三郎体”之说愈来愈广;他的经义文章不拘一格、别出机杼,却能发人深省,一篇《少年中国说》震聋发聩,读之则热血沸腾、壮志激昂;他的《论语集注》得到衍圣公府的首肯认可并大力广荐,在京城暗潮涌动,眼见着将引发儒学的大变故。
凡此种种,都将王棣推向了同辈第一人之位,来年春闱夺魁风声最高,盖过了“太学四俊”。
王棣倒是禀持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宗旨,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一干文会诗社概不参与。京城大儒名人云集,他分身乏术,尚且只拜访了一小半,哪还有时间去参加那些青年学子举办的联谊会?
衍圣公府在京城有衍圣公宅邸,性质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稍早些时候,孔端友也到了京城,次日便邀了王棣过府叙谈。座间有伊川先生程正叔、清逸居士潘延之、司封郎中周元翁同席。
伊川先生即程颐,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嘉祐四年,程颐廷试落第,遂不参加复试。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其与胞兄程灏创“洛学”,乃是当世大儒。
潘兴嗣,字延之,南昌新建人。幼承庭训,通经史,工诗文,为世所重。与王安石、曾巩相友善。其筑室豫章城南,日读书其间,自号清逸居士,名其楼为“闲云楼”。公卿交荐,章数十上。神宗熙宁元年召为筠州推官,辞而不就。隐居多年,手植木皆十围,手不释卷,至老勿倦。手抄书达数百卷,时人称贤。
周寿,字季老,一字元翁,周敦颐的长子。元丰五年黄裳榜登第,初仕吉州司户,改秀州知录,司封郎中。与黄庭坚为同僚,彼此友善。黄庭坚称周寿“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言语文章,发明妙慧。
这三人的关系较为复杂。程颐为“洛学”创始人,虽也属旧党,但在教育、农田水利、赋役等方面与王安石等新党保持着一致的看法。
今上即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上台,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共同上疏,推荐程颐。元佑元年程颐以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程颐竭尽忠诚,训导年幼的哲宗,完全是为了辅助国君实现尧舜之治,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程颐由布衣一跃成帝王之师,致使一部分人对他反感,以苏轼为首蜀派同程颐为首的洛派互相攻击,引起了在京城两派对立局面,程颐受到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罢去崇政殿说书之职,现于西京洛阳讲学。
如今,程伊川又成了布衣,但在士林间名望甚隆,学生门人无数。
清逸居士潘兴嗣以荫授将作监主簿。调德化尉,以不愿俯仰上官,弃官归。筑室豫章城南,著书吟诗自娱。神宗熙宁初召为筠州推官,辞不就。
其与周敦颐亦为好友,嘉祐六年,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潘兴嗣知道他要经过江州,就提前赶到江州等候,在驿馆与周敦颐见了面,邀他一起游庐山。熙宁五年,周敦颐不幸感染了瘴疠,辞官归隐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离他居所很近的地方。他将门前的小溪正式命名为家乡的“濂溪”。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书堂,潘兴颐又数度去往庐山与其唱和,引为士林佳话。
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
潘兴颐赞同好友观点,是以虽不在新党之列,但仍是赞同新政的。
至于周寿,嘉祐元年生于合州不到一岁,妻子母亲陆氏病故。其言语文章,发明妙慧,但宦途不显,继父亲衣钵,为新党中人。
王棣倒是知晓此人,周寿子嗣旺盛,共生有六子,从官居吴中,成为江浙一带周姓始祖之一支。***、鲁迅等均为其后裔。
无人知晓衍圣公宅邸的此次谈话内容,但之后叱骂王棣狂悖的声音又小了许多,有一些人改弦更张,转而称赞起王三郎“卓尔不绝”来。甚至还有“可为万世师”的声音传出,至于是真心折服还是存心捧杀那便不得而知了。
其实是日,王棣在数位大儒面前并未放肆,不卑不亢的以后辈自居,但又略略抛出了五十年后方会现世的朱熹哲学理念。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王棣只简单说了几条,如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等。他又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称“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
这便是后世所谓的“程朱理学”了,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人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
这门学说本就源于二程学说,但又更进一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思想学术这种形而上的东西,但凡在融会贯通的前提下稍稍有些更为新颖的、符合时代背景的新观点,那便是发扬光大。
王棣简略的阐述让程颐震动之余,也欣慰于后继有人。不管怎样,王棣的这番观点言论是极符合理学中心宗旨的,他又怎么可能不为其撑腰说好话?
如此一来,王棣居然在短时间便趋避了新旧党争这个大漩涡,几乎获得了各方面的好感,殊为难能可贵。
首先,不管他承不承认,王安石之孙的身份无法抹却,再加上朝野之间都知道王半山生前最宠爱这个孙子,常与人言“此乃吾王家宝树也”,这便让他获取了新党的一票。
其次,他与蜀党领袖苏轼是为忘年交,东坡居士毫不掩饰对他的看重。而且,他与蜀党中坚成员黄庭坚、秦观等皆有往来,在蜀党中印象分极佳。
如今他又赢得了伊川先生的器重,有党魁为其张目,洛党自是不会再针对打压他。
再说说朔党,其领袖人物是中书侍郎兼门下侍郎刘挚。
刘挚初任冀州南宫县令时,因政绩卓著,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被称为河朔三令。后任江陵府观察推官,由韩琦推荐为馆阁校勘,升迁为著作郎。当时王安石刚开始执掌政权,对刘挚非常器重,提拔刘挚为检正中书礼房公事。之后刘挚又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
虽然之后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挚主张渐变,反对暴变,他认为新法推行太快,民众不能迅速适应),他被贬官外放,但王安石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纵然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却是无法抹杀当初,又怎会将党争之祸转嫁予王棣?
朔党另一位大佬刘安世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其以诚治学、以诚待人、以诚处世,时任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以敢于直谏闻名,被称为“殿上虎”,奏疏刚正之气形于笔墨间,令人读之感慨,时人云“诹访审订,咸有根据,严而恕,简而不苛,气平守固,辞直事核,皇皇乎仁义之说也”、“乃言官之模楷,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这样一个刚直之人自也不会去为难一个弱冠少年。
少年人嘛,轻狂些也是有的,允许犯点错,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给多点时间。
王棣倒没想过会有如此好的形势,暗呼“侥幸”之余,还是决定再低调些。喜欢大宋河山请大家收藏:(www.663d.com)大宋河山六六闪读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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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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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时,即便是朝中大佬对王棣其名也有所耳闻。关于王三郎的种种也渐渐传开,譬如说他善词能文,文章不多却尽为精品,苏轼、周邦彦、秦观皆多赞誉,言“后生可畏也”;他的书法自成一派,便连苏学士、米蒂、蔡京几个书法大家也是惊叹不已,皆以为“字有新意,开一家之宗也”,“三郎体”之说愈来愈广;他的经义文章不拘一格、别出机杼,却能发人深省,一篇《少年中国说》震聋发聩,读之则热血沸腾、壮志激昂;他的《论语集注》得到衍圣公府的首肯认可并大力广荐,在京城暗潮涌动,眼见着将引发儒学的大变故。
凡此种种,都将王棣推向了同辈第一人之位,来年春闱夺魁风声最高,盖过了“太学四俊”。
王棣倒是禀持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宗旨,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一干文会诗社概不参与。京城大儒名人云集,他分身乏术,尚且只拜访了一小半,哪还有时间去参加那些青年学子举办的联谊会?
衍圣公府在京城有衍圣公宅邸,性质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稍早些时候,孔端友也到了京城,次日便邀了王棣过府叙谈。座间有伊川先生程正叔、清逸居士潘延之、司封郎中周元翁同席。
伊川先生即程颐,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嘉祐四年,程颐廷试落第,遂不参加复试。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其与胞兄程灏创“洛学”,乃是当世大儒。
潘兴嗣,字延之,南昌新建人。幼承庭训,通经史,工诗文,为世所重。与王安石、曾巩相友善。其筑室豫章城南,日读书其间,自号清逸居士,名其楼为“闲云楼”。公卿交荐,章数十上。神宗熙宁元年召为筠州推官,辞而不就。隐居多年,手植木皆十围,手不释卷,至老勿倦。手抄书达数百卷,时人称贤。
周寿,字季老,一字元翁,周敦颐的长子。元丰五年黄裳榜登第,初仕吉州司户,改秀州知录,司封郎中。与黄庭坚为同僚,彼此友善。黄庭坚称周寿“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言语文章,发明妙慧。
这三人的关系较为复杂。程颐为“洛学”创始人,虽也属旧党,但在教育、农田水利、赋役等方面与王安石等新党保持着一致的看法。
今上即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上台,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共同上疏,推荐程颐。元佑元年程颐以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程颐竭尽忠诚,训导年幼的哲宗,完全是为了辅助国君实现尧舜之治,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程颐由布衣一跃成帝王之师,致使一部分人对他反感,以苏轼为首蜀派同程颐为首的洛派互相攻击,引起了在京城两派对立局面,程颐受到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罢去崇政殿说书之职,现于西京洛阳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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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逸居士潘兴嗣以荫授将作监主簿。调德化尉,以不愿俯仰上官,弃官归。筑室豫章城南,著书吟诗自娱。神宗熙宁初召为筠州推官,辞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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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
潘兴颐赞同好友观点,是以虽不在新党之列,但仍是赞同新政的。
至于周寿,嘉祐元年生于合州不到一岁,妻子母亲陆氏病故。其言语文章,发明妙慧,但宦途不显,继父亲衣钵,为新党中人。
王棣倒是知晓此人,周寿子嗣旺盛,共生有六子,从官居吴中,成为江浙一带周姓始祖之一支。***、鲁迅等均为其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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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王棣只简单说了几条,如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等。他又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称“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
这便是后世所谓的“程朱理学”了,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人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
这门学说本就源于二程学说,但又更进一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思想学术这种形而上的东西,但凡在融会贯通的前提下稍稍有些更为新颖的、符合时代背景的新观点,那便是发扬光大。
王棣简略的阐述让程颐震动之余,也欣慰于后继有人。不管怎样,王棣的这番观点言论是极符合理学中心宗旨的,他又怎么可能不为其撑腰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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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与蜀党领袖苏轼是为忘年交,东坡居士毫不掩饰对他的看重。而且,他与蜀党中坚成员黄庭坚、秦观等皆有往来,在蜀党中印象分极佳。
如今他又赢得了伊川先生的器重,有党魁为其张目,洛党自是不会再针对打压他。
再说说朔党,其领袖人物是中书侍郎兼门下侍郎刘挚。
刘挚初任冀州南宫县令时,因政绩卓著,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被称为河朔三令。后任江陵府观察推官,由韩琦推荐为馆阁校勘,升迁为著作郎。当时王安石刚开始执掌政权,对刘挚非常器重,提拔刘挚为检正中书礼房公事。之后刘挚又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
虽然之后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挚主张渐变,反对暴变,他认为新法推行太快,民众不能迅速适应),他被贬官外放,但王安石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纵然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却是无法抹杀当初,又怎会将党争之祸转嫁予王棣?
朔党另一位大佬刘安世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其以诚治学、以诚待人、以诚处世,时任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以敢于直谏闻名,被称为“殿上虎”,奏疏刚正之气形于笔墨间,令人读之感慨,时人云“诹访审订,咸有根据,严而恕,简而不苛,气平守固,辞直事核,皇皇乎仁义之说也”、“乃言官之模楷,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这样一个刚直之人自也不会去为难一个弱冠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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