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无所畏惧

        皇后无所畏惧
作者：初云之初
什么叫幸运？
乔毓要做皇后了。
什么叫不幸？
皇帝心里有个白月光元后，为她空置六宫，两人生了太子、秦王、晋王与昭和公主四个孩子。
元后病逝，后宫无人，乔毓这个与她生的相像的姑娘就要被拎进宫。
乔毓抱着被子默默流泪：这不就是个炮灰替身的剧本吗？
某一天，她不小心跌下台阶，正巧被太子抱住，却被皇帝看见了。
乔毓抱着皇帝的大腿痛哭流涕：我不是，我没有！我没想过勾引太子，也不敢破坏天家亲情！圣上别赶我去冷宫吃馊饭！
皇帝：“……”
太子：“……”
太子忧愁的在日记里写：母后的失忆症不仅没有好，还添了被迫害妄想症。
#光阴荏苒，岁月变迁，他始终如同当年那般，执拗的爱着她#
PS：1、皇后重回十六岁，忘却前尘，被所有人宠爱的故事
2、简介不等于剧情，虐男不虐女，皇后嚣张跋扈，所向披靡，是个武力值吊炸天的神经病
3、女主爽向文，背景架空，逻辑崩坏，前期沙雕，后期争霸（划重点）
4、杠精退避，遇见一个怼一个
5、每天零点更新，不更会请假的~
注：本文加了我和晋江有个约会活动，参赛理由：女主创办晋江书院，学生可以在碧水楼畅所欲言，以贡献换取月石
内容标签：宫廷侯爵情有独钟爽文朝堂之上
搜索关键字：主角：乔毓，字大锤，人称蒂花之秀 ┃配角：大锤的男人们和女人们 ┃其它：性感大锤，在线闯祸
谢谢朵花花的推荐，这篇写得不错啊，很爽，文风沙雕但不影响女主的帅气指数，同时故事设定挺有意思，除了女主之外的重要角色（正派阵营）都知道女主身份，但他们尊重了女主的真实心意，没有试图让她回忆过往重新回宫，男主依旧爱着女主，但也没强求她入宫，感情线上可以说是篇虐男主的文。可惜争霸线开得过于简单粗暴，前期的挂都很爽没问题，争霸也是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就很死逻辑了，首先故事原型是挪用了初唐贞观之治，然而即使架空，可唐代氛围完全没有。
写唐穿的都喜欢初唐，对中晚唐各种鄙视，推荐李碧妍的一本书《危机与重构》，大家可以借这本书了解下中晚唐。我毕业论文主要是写中晚唐诗歌的，看这本书之前对唐代后期的历史真的就是以前历史课上的刻板印象，皇帝无能，藩镇割据，权宦祸国。
然而这本写得真的非常好，一篇历史论文写成这样太厉害了，史料用得跟侦探小说一样，但比推理小说还精彩，真正的推理小说比如《时间的女儿》也是借各种史料推导一个真相，可推导过程还是没这本书出色。
首先这本书的序言里就提到：
安史之乱一直被认为是由“初盛唐”向“中晚唐”转变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帝国开始步入江河日下岁月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后，地方诸侯林立的藩镇局面俨然形成，后者常被认为是将唐王朝拖向下坡道路的祸首，也正是世人在对“盛唐”的礼赞中，有意遗忘中晚唐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颇为矛盾的问题就在于，作为对帝国未来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一起事件，安史之乱并没有真正将帝国击垮。事实上，帝国不仅在乱后重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这样一个藩镇时代存在了约一百五十年，而这个时间，比一向被认为代表“盛唐”气质的帝国前期还要长。
如此看来，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另外，我也并不认为藩镇的存在就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因为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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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作者维舟
另一种“唐宋变革说”
平日惯用的朝代划分时常会误导人。尽管世人印象中的唐朝多是“盛唐气象”所留下的，但自安史之乱后唐代还有长达150年的后半期，而中晚唐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化还是社会结构上来说，可以说都是“宋型文化”的一部分，与初唐、盛唐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这一点来看，中晚唐时代是宋朝的“前传”，宋代文明正是从这一躯壳中孕育出来的，不回到中晚唐是无法理解宋代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藩镇割据。
危机
对唐帝国而言，安史之乱是一次整体危机的爆发。就像后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样，它虽然没有摧毁帝国，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原有的运作方式，人们被迫认识到：原有的老法子是不行了，必须找出新的应对策略。然而由于危机如此重大、所能采取的手段可能又有限，混乱、错误都在所难免，有时解决问题的努力却又引发了更麻烦的新问题，而原本只打算临时应对的举措或许就变成了长期政策，甚至为了避免局势更坏，也只能默认一些不那么坏的现状一直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则要竭尽全力挖掘新的机会与可能，调整权力结构以适应这一变化。
李碧妍博士在书中清晰地梳理了唐帝国这一危机下，中枢权力与不同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在全书一开始她便已开宗明义地指出：“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这在史观上已破除了传统上那种将中晚唐视为衰世、乱世，而藩镇割据是分裂混乱体现的正统观。确实，只有充分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解释宋代的种种特质与重现辉煌，也才能明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文明所蕴藏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虽然各藩镇都想要控制所属州县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都寻求某种自治和自主（突出特点是将帅、官吏自行决定，即《资治通鉴》所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但各地做法不同，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因之各别。在这里，她并不是采取正统观下那样“中央=合法正统”、“藩镇=非法分裂者”的二分法，倒不如说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两个博弈主体和行动者（agents），双方在互相试探中不断寻求机会点，各自都想要实现自己权力目标的最大化，但同时又要将损失最小化，由此不断学习与调整，趋于一种“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谨慎小心地不断进行理性计算，尽管它们各自采取的言辞可能仍是高度程式化的王朝话语。
由于这种多重行动者存在，权力在很大程度是被分散化了，地方权力上升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和晚清时一样，对中央权力的攘夺不仅来自叛乱一方，还来自号称是忠于王朝的一方，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局面中，中央不得不放权给地方，由他们见机行事，因而安史之乱期间玄宗便已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这样，一如韩昇在《盛唐的背影》中所说的，“从此以后，唐朝必须学习如何同地方协调并理顺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转变，为后代积累了中央处理同地方关系的经验。”
毫无疑问，支撑这种分权局面最根本的是独立行动的军队。中晚唐时期屡屡造成危机的正是种种不服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那也是藩镇割据能得以维持的根本——正由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因而最终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也是依靠军事征服、或至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收服。宋代“强干弱枝”、将力量集中于中枢禁军、两宋之际对岳飞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将领特别提防的原因，恐怕都可追溯到这里。
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因而在这种军事割据局面背后的则是财政危机和税收体系的重组。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李碧妍并未展开讨论。概括地说，政治和军事形势上的危机造成了国家财政结构崩溃，由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原有的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再起作用，因此，对割据局面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亟须改组地方行政结构、加强对财税的挖掘和汲取能力，以强化自己的军事机器。在急需军费的惶急中，各地军政长官以任意名目摊派，造成极为紊乱的赋税制度。正因此，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认为中晚唐“财经制度亦有很大的变革，其变革幅度之大，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在基本上，这些变革，都是对当时问题或挑战的响应，譬如面临安史之乱，庞大军费无着，不得不整顿盐政——后来，宋代亦利用盐政，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代宗因奔陕州，陆运所费不赀，不得不改革漕运；由于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从而演变为两税制；中唐以后，商业发达，对钱币需求增加，因币材供给有限，以致出现飞钱；北宋平蜀后，蜀人因铁钱不利于流通，乃创出交子。”众所周知，南方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财税中心南移，而为了强化这种财税输送并保护、扩大税源地，朝廷才不断加大了对南方的投入。此外，朝廷为筹措军费还加大对富商索取的力度，征收商税，德宗建中二年（781）便“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甚至连僧侣也不能免于榨取，“安史之乱中，朝廷以出售度牒来筹军费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见《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
凡此等等，皆可见帝国为了应对危机，是如何想尽办法地开源节流。而这些做法，与近代西欧各国几乎如出一辙。变革，往往都是这样被危机逼出来的。无论过往“唐宋变革说”的立论点如何，那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了应对一场全面危机带来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对在社会、财政、军事组织、行政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
结构
对不同藩镇案例的分析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李碧妍在仔细深入讨论之后令人信服地证明：朝廷与藩镇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地的具体状况和权力结构。在河南藩镇，是通过分割原先平卢系军阀的政治版图并瓦解其军事支柱，使之重新接受唐廷控制；在关中和朔方，逐渐在禁军的控制下实现军权的集中化。最复杂的则是河北藩镇：安史旧将控制的成德镇在确保其世袭特权的情况下，与唐中央反而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以难以控制的地方职业兵（牙军）主导的魏博镇，则屡屡发生权力更迭；辖境最稳定的幽州镇，则内部变乱频繁。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河朔三镇当时其实经历了一个可称为“再封建化”的过程：藩镇统治者视唐廷为宗主，而其内部将士、人民则又视他们为宗主，但在这一封建分权体系下，“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如果比较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路径，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中晚唐的危机之后，重新统一的宋帝国已蜕变转型为一个新型的、早熟的“绝对主义国家”。佛教寺院、地方藩镇均遭到沉重打击，979年北汉的垮台意味着中原再无封建力量能对宋朝中央构成挑战，正如勃艮第家族的败亡表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法国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何宋代之后再无藩镇出现，因为一个重组后的中央权力已不再与地方精英分享军事权力——晚清民国的军阀局面与帝国中央权威崩溃的进程同步，这大概并非偶然吧。
当然，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未像西欧和日本那样将这种分权自治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和固化，而是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寻求重新整合的力量——这一过程，李碧妍称之为“重构”。这种“重构”，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和社会构造上，虽然她也注意到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阶层的流动性都改变了，不过正如她在分别剖析藩镇案例时按地理版图的划分一样，她在理解这一重构进程时侧重的还是某种空间的视角，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唐朝从前期的“关中本位政策”转向了“中央本位政策”。具体地说是“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这也开启了宋代那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实用主义策略：以“强本弱枝”为主导思想，宁可放弃边地来巩固中央权力。
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她作为周振鹤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历史地理学取向，而非采取历史社会学的进路来讨论这一问题。她也并未使用社会学那种建立模型的方法，但较之原先的历史地理学则丰富多了，尤其是特别强调“结构”，从而突破了原先那种认为唐廷与藩镇仅仅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传统视角。
斗争
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 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博弈并不只在中央与藩镇之间展开，中央内部的皇帝与宦官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将领与将领之间、乃至将领与牙军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斗争，有时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可以暂时结盟——例如藩镇之间虽然也争夺领地，但在面临中央讨伐时，则互相依托纠结，共同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唐帝国当时存在着某种双重的权力关系：对郡县制下的官员和人民来说，虽然他们也效忠于皇帝，但更多总是一种“国家-地方”关系；但在安禄山、史思明乃至藩镇节帅的心目中，权力关系或许更多带有某种人身依附性质的“庇护-追随者”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就像早先边地各族所用的“天可汗”一词所标明的那样，他们对中央的顺从，本质上是对皇帝个人的追随，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层层的政治权力庇护关系，而非去个人化的抽象国家权力。
李碧妍的分析中，着重的是各藩镇的行动，但这局面中最大的主角还是唐廷，因为它与所有藩镇都进行博弈。复杂的是，唐廷自身内部的权力也并不集中，唐帝与宦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皇室得靠军队支持，但禁军兵权却掌握在宦官手中，而宦官又是以皇权的名义掌握兵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借助方镇兵铲除宦官，与罗绍威借朱温军铲除魏博牙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借助外力解除了内部威胁，但自己也由此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从这一点上说，唐帝与藩镇的权力构造是同构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代的很多应对措施也正是“总结经验”的结果。宋代甚至解决了唐皇室与宦官之间的棘手关系，禁军自此不再掌握在宦官手里；通过“杯酒释兵权”，不动声色地而又温和地收回了军事指挥权。但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科举制度，它不仅使得官员权力去军事化，而且从社会普遍选拔的科举人才远比独立性较强的贵族及藩镇听话——虽然士人会向皇帝进谏，但他们不构成一支独立行动、并能威胁皇权的封建力量。其结果，宋代的君主□□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峰。
对朝廷来说，手里还掌握着几种特殊的武器，尤其是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宦官虽然能任意废立皇帝，但仍须借助皇权的名义；藩镇虽然抗拒王命，但其权力却不能仅靠武力。《新唐书》卷一四八记载，史孝章流泪进谏其父史宪诚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史宪诚父子本身就是奚族，是“夷狄”，史孝章却显然认为河北藩镇被天下视为胡化的化外之地是可耻之事、藩镇“挺乱取地”本身不合法。仇鹿鸣在《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中晚唐的中央与地方》一文中已论证：藩镇实际上仍不时需要借助唐廷来赋予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
借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从“强国家”（strong state）转向“弱国家”（weak state），中心被动乏力，而地方和边缘却积极活跃，这样，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目标被迫转而由一个网状、多权力中心的社会来实现，但矛盾的是，这一社会结构又为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带来极大限制，而为了实现稳定，这种动员却是必不可少的；最终的结果往往便是李碧妍所分析的，在理性算计之后达到一个低成本的社会稳定。可以说，在与藩镇的斗争过程中，帝国中枢权力追求的是在这种“横向权力结构”（表面上藩镇臣服，但拥兵自立而为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上，试图终结藩镇在地方上的霸权，从而走向“纵向权力结构”而造成一个绝对主义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唐帝国中枢权力所能采取的策略手段可以灵活多样：在藩镇薄弱的地方使用武力（浙西镇）、对安稳的地方予以收买（成德镇），对叛服无常的魏博等藩镇则恩威并用。由于国家的策略重心是打击妨害自己权力向下贯彻的封建巨头，因而更注重拉拢更下层的精英，他们往往更乐于效忠于中央，这既使国家权力向下渗透，但又要防止这些人被挡在朝廷的机会之外而产生怨恨，主要从下层精英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在中晚唐、尤其是宋代之后得到大力推行，大概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也解释了本书末尾所说的，唐代后期打压地方豪强效果不明显，政府对是否打压也顾虑重重，这的确是因为“唐代后半期国家的正常运作已越来越要依靠土豪层的支持”，但值得补充的是，这本身也是中央拉拢地方豪强来打击藩镇这类封建巨头的结果，麻烦的是，这些土豪的数量又太大而无法完全收买。这些底层精英正是宋代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特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开创了宋朝。
原载2015-10-27《经济观察报》，现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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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写案例时都会附带中央对地方的奏章以及地方官员的回复，真是一群人精，词用得太暧昧了，那种坑了你还得让你谢谢他的感觉。也有真的爱国君子以及无奈投敌的，奏章写得还贼感人。第一章谈安史之乱时期河南地区的节度使，我记得作者又画地图又做表格我还是看得很懵逼，□□势太复杂了，官员分玄宗系、肃宗系、安禄山系、庆绪系，玄宗系的很多是宗室，肃宗系的多在中央任职过，然后这些人有合作有斗争，武官底下的派系也非常复杂，中央最后能重新恢复掌控力只能说牛逼了。不是说派人把敌对势力灭掉就行，首先兵力不够，再者派去的人打赢了就开始拥兵自重了，所以中晚唐喜欢派太监随军，没办法的办法，拖后腿也认了。再后面皇帝也看不过去这么拖后腿，想杀宦官，很惨，权力一旦下放就很难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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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其实想找书的话最方便的还是看豆瓣里自己喜欢的书被哪些豆列收藏了，基本上豆列里的其他书也合胃口，还有什么布克奖、普利策小说奖等等，看看每年的获奖名单，腾讯大家以前写名著的评论写得挺好的，后面一些时评多次和我三观冲撞就取关了，一些出版社和书店的公众号也经常推书，有营销的也有真的干货，其实书单也不怎么用找的，还是手上的好书能看则看，质量一般的哪怕就剩两页也不用看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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