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不服（3）

    西方白人为了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强调他们是救世主，走到哪里都是居高临下，尤其是当他们在一百多年前进入到了亚洲后，更是认为，亚洲不同于非洲，在非洲，许多地方还很原始，很荒蛮，用他们的那一套可以说顺风顺水，可到了亚洲后，尤其是在华夏，他们的宗教传播就碰到了问题。
在汉民族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让宗教浸透到社会生活中去，而西方当时，虽然已经在进行宗教改革，可是，不管是新教还是原来的天主教，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浸透到骨子里的，哪怕是到了二战时期，一些政治家出来鼓动的时候，仍然不会忘记用宗教的概念，说到最后都是“上帝保佑”，可是在华夏，传教士你可以用行善、互助等等概念教化信徒，却是无法让信徒去为洋教的理念献身和牺牲自己的利益，宗教在华夏那是心灵上的一种抚慰，而不是调动人去进行血腥的杀戮和攻击，这就是洋教在华夏始终传不开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最早到华夏传教的含义并不是完全的文化、宗教入侵，更大的目的是到东方来偷学一些科学技术，比如，到华夏来学习造船技术，海上观测方位的技术，等等。有人说了，近现代航海技术不是西方发明了六分仪吗？实际上不然，六分仪正式登上航海舞台是1730年，那在这之前呢？人类是如何进行远洋航行？
早在六分仪出现前三百年，就有大明的郑和下西洋，而且前后多达七次，整个船队有200余艘各种类型的船只，大的船只载重量超过5000吨，就是与现代军舰比起来也毫不逊色。配套的方向定位和识别，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郑和的船队下西洋，西洋人根本不知道远洋航海是怎么回事。
西洋人的大航海时代是郑和下西洋一百年后的事情，在这之前，对方位的识别是没有人可以比得过华人的。早在南宋的时候，东南沿海就有大批失去土地的民众下南洋，这些人到了现如今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暹罗等地，单纯的靠着海岸线走，是不可能到达菲律宾和印尼的，这是个常识问题。在那个时候的欧洲航海最远的是哪里？除了地中海中的岛屿，就连靠近北非附近的岛屿都还没有发现，那个时代的欧洲造船别说跟华夏比，就是跟奥斯曼帝国的船也比不了。
正是郑和下西洋带动了阿拉伯商人的海路商贸，促使了华夏科技向西域流传，一些华夏的经典书籍和科技书籍开始向西域传播，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就是到中国来刺探科学技术，学习华夏科学技术的。
许多华夏古代哲学书籍传到了西方后，这才产生了诸如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哲学思想，我们纵观欧洲的许多思维哲学发展的时间就可以发现，几乎清一色是在16世纪以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之前，几乎是一片空白。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0世纪初页时，在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的呼声，产生了俄罗斯革命等暴力运动，可以说，这些都是经历了东西方文化融合后的产物。西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与东方生产关系完全不一样的群体，那就是失去土地的产业工人，而在东方文明里，恰恰是发展了几千年而缺少这个群体，是东方社会发展不需要还是东方文明的规范使然？这个问题以前无人去思考，甚至在大革命时期，还有一群先贤认为应该模仿俄国革命，发展这个群体。
事实上，纯粹的行业群体在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在华夏的发展历史中，并不是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有，规模还非常大，比如，从秦朝开始，各种军械的生产就是被朝廷严管和集中的，秦军是以弓弩为优势统一华夏的。其后的历朝历代，这种模式基本没有变化，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都会被统管起来。
那为什么在华夏就没有那种西方人说的群体呢？因为，这些人是可以随时转换身份，同时，也是为了自己家一亩三分地的发展外出谋生的，我们再看看，这与当下的农民工又何其相似？当人们的这种自然身份被强制转换和固定后，会产生什么呢？俄罗斯的前身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走那样的道路。
回到现在，华夏的活力让西方恐惧，甚至颠覆了西方的一切哲学理论和经济理论，无数次，他们预测华夏要出问题了，在经济上要出大问题，要硬着陆，可是，他们唱衰华夏20多年的结果就是华夏越来越强，已经强到他们恐惧。
西方理论界认为华夏是没有经济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实际上华夏不仅有，而且非常简单，这个理论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那就是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试问，在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敢像华夏这样喊出“以民为本”的施政纲领？有哪个社会结构和体制能够把极贫消除？西方奉行的社会制度本身就不是为普通人服务的，是为资本服务的，是打着普世的幌子，鼓励人们不择手段的坑蒙拐骗，一旦失败了咋办？去当流浪汉呗。
为了从各个角度去抹黑华夏遏制华夏，西方就炮制出“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文明向东发展”“东方文明来源于西方”等等理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页，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侵略就不简单的是物资资源的抢夺，而是包藏着文化侵略和殖民，而且，他们的文化殖民也的确是有一定成效的，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越南这样本身汉文化根基不牢靠的地方。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全盘学习英国，最后沦落成当今的“半残国家”，而越南，接纳了西方文字后，无法解决自身民族语言里的多音字和同音字问题，弄得现在，其国内的文化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这一点还不如韩国，在韩国，但凡发生了韩文的模糊表述时，规定以汉文为正，从这一点上看，韩国要比越南人精明多了。
A国考古项目最后演变成这样，根本原因还是西方一些学者担心出土的文物对他们现在推崇的理论有影响，所以，他们想插手，想掩盖，甚至想破坏。在伦富赛时候书写的报告里，特别提到“没有证据证明那个爆炸古山洞的行为是故意的破坏行为”，这句话要是反过来想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没有证据证明，那个超过基本常识的爆破行为不是人为故意的？”所以，当这一切都扑朔迷离的时候，当最后终于酿成灾难的时候，那些幕后人物也不吭声了，甩锅还来不及呢，如何会揽事上身？西方人的秉性和人生哲学都是以自保为第一要务的，当事情涉及到自身的危害时，他们就会规避，就会妥协，就会甩锅，就会不认账……
没有了那些所谓的文化界大佬在幕后作祟，教科文组织似乎有了那么点回旋的余地，可是，在这个项目上先后出了三次事情，搞的险象环生，就算是出高价，在欧洲也找不到哪家公司愿意承接去现场发掘遇难者议题遗体的业务，谁特么不担心那里再次发生次生灾害啊？运气不好的话，没准就赶上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科文组织才通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向薛万锦那边发出了函件，请求薛万锦那边拿出个方案来，没想到，薛万锦那边还就拿出了方案，还把那些白人设下的陷阱和陷坑全都给识破并且填平了。等于是把皮球又踢回给了教科文组织，钱要的多不是问题，那边凑凑，搞点募捐，能解决，可是针对科考项目的不承担责任，这个提法要是确认了，那责任就是批准方案的人，教科文组织可是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就是秘书长心里有数，搞这种内外兼顾，里外都有面子的事情，你不找华夏的当家人，跟下面的公司穷白话啥啊？
于是，教科文组织与华夏相关机构的往来信函开始增多了，这边催着答复，那边回复“要研究”，这一来二去，几个月就过去了，到哪儿去说，这都是正常的，不管怎么去折腾，毕竟是你有求于人嘛。实际上，华夏这边也是在内部进行梳理，进行调查和整合。原来，项目委托给Y大学，薛万锦的公司配合，结果搞成烂尾，人家出钱出力，最后啥也没落着。还整出一大堆的埋怨，现在又去找人家，总得有个说法吧？西方人诬陷李凡的时候，你们在哪儿？薛万锦公司差点被外资投行整趴下，你们在哪儿？不就是有人在一些关键人物身后打点了吗？“把自己内部蛀虫处理清白了再说”，这是李凡给薛万锦的方略，“别再没来由的让一些猪队友在身后开枪，自家的企业再也经受不起折腾了，要干，就要由相关机构牵头，结合实际情况，组成联合考古施工队，就要把前期的损失补贴回来！”
说，当下的一些机构，哪里是轻易就拿的出钱来的？机构是花钱的，是有严格预算的，你老薛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不然，在这点上老薛可是门清，你是不能拨款出来补贴，可是你能通过内部协调，对本公司的一些经营免税啊，不要多的，补够损失即可，可这个话老薛是不会说的，就看办事的人有没有悟性了。
身在幕后的李凡，此时正按部就班的在学校里上班呢，凯琳娜的那幅《紫砂壶》新作以芈凡的名义参加了当年的国内画展，到底咋样还不知道呢。可是在纽约那边的事情却是急转直下了，不仅布鲁斯的人设成为大众的怀疑焦点，就连大都会博物馆也无法置身事外了，最后，不得不把安保部长、东方美术馆的主管开除了事，言明，系个人行为，可谁都知道，那些人难道说是吃牛排吃抽抽了？竟然傻乎乎的在世界级大博物馆里搞“腾笼换鸟”？很明显，这俩人是拿了一笔巨额的封口费后。默不作声的背锅而已，至于那些下面的保安？活该倒霉呗。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还真是应了华人常说的那句，“不作不死”，如果普特南当时不是用那样阴暗的心里去猜测，事情不会如此，如果布鲁斯不是那样的冲动，不在节日期间报警，事情也不会如此，就是到了最后，方丹反诉布鲁斯的时候，与其搞不过，干脆就自认倒霉，与丽萨谈判和解，未必就一定要赔偿一亿美元，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这些西方人，就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死心的人，巴克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说的话，与其是提醒丽萨，还不如说是在提醒和警告布鲁斯，可是布鲁斯偏偏认为，事情是有空子可钻的，竟然玩起了无间道。华人的智商连犹太人都佩服，更别说在这种十分熟悉的行当里，要是那么容易被仿造和诬陷，华夏的国画能传承到今天吗？如果不是手上有足够的证据，敢让对方去鉴证不是假的假货吗？这里面本身就透着各种非常规的思维啊！
怎么解释呢，上面说的的确有些绕。简单的说，想要证明自己的东西是真的，比较麻烦和困难，哪怕那东西是真的，想要验证起来也需要找诸多的行家里手，找权威性的机构。可想要说自己的东西是假的，这很难吗？布鲁斯正是想到这一点，“我找个假的换下来，我看你们还怎么去证明！”可他就不想想，在他代表大都会博物馆与方丹协商和解的时候，凭啥就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媒体记者啊？那个刘道源难道说就会傻乎乎的当一个摆样子的演员？那些，都是李凡预先设计好的布局，是为了防止对手最后耍赖的必要手段。
说，在华夏，交易古董等都是啥规矩？就是找人前去长眼，找人去看，确认后，一手钱一手货，完事后互不相找，这是传承了千年的规矩。至于东西是真是假，那是各负其责，你自己看的，你自己拿的，你怪不了别人，掉坑里，打眼了，那你都得自己认，怪不了别人的。可是在纽约的那场交接却没有这样的条件，签署的和解协议上也没有这样的条款规定，也就是说，方丹交给对方的画必须保真，否则，协议就会无效，可如何确定保真呢？当时刘道源的那个盖印的表现，既是一种证明，同时，也是留下伏笔，让对方事后无法在真假上做文章，这种伏笔是西方人看不懂的，更是布鲁斯完全不了解的。
还有一点，李凡让燕城的冠幅博物馆提前几小时开展，目的可不是要证明大都会那幅是假的，而是告诉大家，那一幅画的来路不正，并且价值不高，这里的差别也是普特南和布鲁斯没有区别出来，所以，他们迈出了非常错误的一步。喜欢紫色请大家收藏：(www.663d.com)紫色六六闪读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