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军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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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10日,农历丙子年腊月二十九。
除夕。
这一年,对于力行社来说,是具有了重大改变的一年。
各区、站站长都接到了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命令。
即日起,尽量不称呼“力行社”、“复兴社”。
而是建议使用该组织的官方称呼: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简称为军统局第二处。
这个建议,毫无可以指责之处。
军统局第二处,这是最官方的称呼。
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联络组”扩大为“力行社特务处”,也称“情报处”,于是后来有不少人认为“军统”前身是“力行社”之原因。
实际上,戴笠的特务处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它们有自己的沿革且一直独立行事,并非实质上的从属关系。
特务处仅在最初几个月的工作经费是由“力行社”补助,每月亦不过几千元。
为解决经费问题,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调查统计局”,这个机构下设两个处,特务处被划归该局,设为第二处。
这个“军统局第二处”是为了给特务处作掩护的名义而设置,同时在政府机关下的机构可以正式领预算,经费问题便有了着落。
所以力行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官方称呼,大家无非习惯了而已。
转折点来自于去年的“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之后,戴笠失声痛哭,一筹莫展,认为委员长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
焦虑中的戴笠甚至生出奇思异想,寻找能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爬越城墙救出委员长。
可惜这不是武侠小说,没用。
随着宋美龄等主和派发声与各方势力调解,“双十二事变”竟开始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了。
听闻宋美龄决定飞往西安,戴笠自告奋勇同去。
由此,戴笠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他成为了委员长最信任的亲信之一!
他大权独揽,力行社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甚至,戴笠的很多重要决定,无需向委员长进行汇报,自主决定即可。
这份信任,或者说是宠爱,在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中是很罕见的。
戴笠的命运改变了,其他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军统局第二处的命运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戴笠,都决定将第二处逐渐从和力行社的关系中剥离。
“双十二事变”就如同一条分界线。
在这个过程中,力行社发生了重大分裂,有人驻站,有人主和。
力行社的骨干贺衷寒、邓文仪、刘建群等人都站在了宋美龄的对立面,坚决主张讨伐。
而在此之前,他们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事变中,力行社无一份报告警告西安可能出现叛变,没有尽到防范未然的责任!
所以戴笠直接管理的特务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两者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表现天壤之别,因此戴笠的崛起和力行社的衰弱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这个建议由各区、站长,传达到了各科、组长中。
力行社的称呼开始减少,这些人开始普遍称呼自己为“军统局第二处”的。
但彼时的戴笠,还只是军统局的一个处长。
可是真正的军统局,已经呼之欲出。
军统,崛起!
丁远森也接到了这个“建议”。
大年三十了。
按理说,今天也不会再有什么大事,大家的心思全部都在过年上了。
外面的炮仗声早已此起彼伏。
看看也没什么大事,丁远森想着下午除了留守值班人员,直接把这些人放回家去过年也就是了。
可刚吃过中饭没有多久,周伟龙的一个电话便把周伟龙叫到了办公室。
“有个叫毕泰霞的人你知不知道?”周伟龙一开口便问道。
谁?
毕泰霞?
丁远森一怔,茫然的摇了摇头。
“此人,那是我力行社创始人贺衷寒的生活秘书。”
贺衷寒?
那个以常务干事身份,实际领导力行社的贺衷寒?
在他手中,还一手创办了力行社的第三级组织复兴社!
怎么会忽然说到他的生活秘书?
“前年,毕泰霞在来上海时候失踪,至此渺无音讯,普遍认为他已经遇害。”周伟龙继续说道:“但最近,我们有了毕泰霞的消息,他到了上海,因为行踪不秘,被日本人秘密抓捕,随后和组织完全失去联络。
前几日,我们和日本方面取得联系,愿意用五名被俘之日本特工,换取毕泰霞,日本人也同意了这一建议。”
这事有古怪。
倒不是说交换俘虏多了不起,在中日情报组织里,这样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而是发生的时间点不对。
一个失踪了两年的人,怎么会忽然有了消息?
想来组织早就知道毕泰霞被日特机关绑架,对营救他也不抱希望,他属于一枚弃子。
沉寂了两年后,忽然准备营救此人?
贺衷寒的生活秘书?贺衷寒?“双十二事变”。
军统局第二处的称呼成为约定?
知道了。
上面准备对付贺衷寒了。
委员长从西安脱险之后,贺衷寒等人极力准备“讨逆”。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委员长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委员长“驾崩”,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
委员长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在杭州,委员长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
委员长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
贺衷寒已经失去了委员长的信任。
但这个人还轻易动不得。
一来他是元老级的人物,门生故吏极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很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动荡。
二来,现在就动他,太明显了,显得委员长心胸不够开阔。
况且,贺衷寒等人提出的“讨逆”,也完全有自己的正当理由。
讨逆,无非也是为了国家嘛。
那么,就需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而这个借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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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剑来
除夕。
这一年,对于力行社来说,是具有了重大改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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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建议使用该组织的官方称呼: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简称为军统局第二处。
这个建议,毫无可以指责之处。
军统局第二处,这是最官方的称呼。
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联络组”扩大为“力行社特务处”,也称“情报处”,于是后来有不少人认为“军统”前身是“力行社”之原因。
实际上,戴笠的特务处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它们有自己的沿革且一直独立行事,并非实质上的从属关系。
特务处仅在最初几个月的工作经费是由“力行社”补助,每月亦不过几千元。
为解决经费问题,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调查统计局”,这个机构下设两个处,特务处被划归该局,设为第二处。
这个“军统局第二处”是为了给特务处作掩护的名义而设置,同时在政府机关下的机构可以正式领预算,经费问题便有了着落。
所以力行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官方称呼,大家无非习惯了而已。
转折点来自于去年的“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之后,戴笠失声痛哭,一筹莫展,认为委员长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
焦虑中的戴笠甚至生出奇思异想,寻找能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爬越城墙救出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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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美龄等主和派发声与各方势力调解,“双十二事变”竟开始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了。
听闻宋美龄决定飞往西安,戴笠自告奋勇同去。
由此,戴笠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他成为了委员长最信任的亲信之一!
他大权独揽,力行社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甚至,戴笠的很多重要决定,无需向委员长进行汇报,自主决定即可。
这份信任,或者说是宠爱,在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中是很罕见的。
戴笠的命运改变了,其他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军统局第二处的命运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戴笠,都决定将第二处逐渐从和力行社的关系中剥离。
“双十二事变”就如同一条分界线。
在这个过程中,力行社发生了重大分裂,有人驻站,有人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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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戴笠直接管理的特务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两者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表现天壤之别,因此戴笠的崛起和力行社的衰弱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这个建议由各区、站长,传达到了各科、组长中。
力行社的称呼开始减少,这些人开始普遍称呼自己为“军统局第二处”的。
但彼时的戴笠,还只是军统局的一个处长。
可是真正的军统局,已经呼之欲出。
军统,崛起!
丁远森也接到了这个“建议”。
大年三十了。
按理说,今天也不会再有什么大事,大家的心思全部都在过年上了。
外面的炮仗声早已此起彼伏。
看看也没什么大事,丁远森想着下午除了留守值班人员,直接把这些人放回家去过年也就是了。
可刚吃过中饭没有多久,周伟龙的一个电话便把周伟龙叫到了办公室。
“有个叫毕泰霞的人你知不知道?”周伟龙一开口便问道。
谁?
毕泰霞?
丁远森一怔,茫然的摇了摇头。
“此人,那是我力行社创始人贺衷寒的生活秘书。”
贺衷寒?
那个以常务干事身份,实际领导力行社的贺衷寒?
在他手中,还一手创办了力行社的第三级组织复兴社!
怎么会忽然说到他的生活秘书?
“前年,毕泰霞在来上海时候失踪,至此渺无音讯,普遍认为他已经遇害。”周伟龙继续说道:“但最近,我们有了毕泰霞的消息,他到了上海,因为行踪不秘,被日本人秘密抓捕,随后和组织完全失去联络。
前几日,我们和日本方面取得联系,愿意用五名被俘之日本特工,换取毕泰霞,日本人也同意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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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组织早就知道毕泰霞被日特机关绑架,对营救他也不抱希望,他属于一枚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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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的生活秘书?贺衷寒?“双十二事变”。
军统局第二处的称呼成为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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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准备对付贺衷寒了。
委员长从西安脱险之后,贺衷寒等人极力准备“讨逆”。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委员长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委员长“驾崩”,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
委员长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在杭州,委员长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
委员长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
贺衷寒已经失去了委员长的信任。
但这个人还轻易动不得。
一来他是元老级的人物,门生故吏极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很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动荡。
二来,现在就动他,太明显了,显得委员长心胸不够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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