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古傅腊月二十四

        为了那一点儿股份，友乾让杰克逊住进自己的家里，并请纪绪为其讲解《为政忠告》。
杰克逊高兴地处理掉手中的首饰存量，又退了在“清茶馆”的office，赶在小年之前就搬来了甄家，住进了清婉以前住过的绣楼。
纪绪白天给学生讲课，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跟杰克逊翻译那本《为政忠告》，就杰克逊有理解错误的地方，给与纠正。
【一】《祭灶词-上阙》范成大.诗
古傅腊月二十四，
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
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热双鱼鲜，
豆沙甘松粉饵团。
腊月二十三，纪绪早早地给学生放了学。
暮羽和有才一冲进家门，就钻进了厨房，跟姐姐寻着“糖瓜”吃。杰克逊也在厨房，他在观看清婉和采婗准备今晚祭灶用的供品，见暮羽和有才跑进来，就问：“先生也回来了吗？”
暮羽道：“回来了，就在南房。”
杰克逊连忙去了南屋，见纪绪躺在床上，便硬拉他起来，去了自己住的绣楼。他拿出上午刚刚翻译过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讲给纪绪听。
纪绪感觉有些理论的释义，与原意大相径庭，便说道：“杰克逊呀，听了你的释义，就像那西域郎中借用西医来套用中医的理论，结果搞得是非牛非马、非驴非鹿，还以为是神医妙手呢！”
杰克逊问：“怎么，我又翻译错了？”
纪绪道：“也不是错了，但总感觉，我们的一些理论，到了你们的嘴里就仿佛变了味。”
“变成了什么味儿？”杰克逊一脸懵懂懂的样子。
纪绪说：“其实呀，一本好书，就是一名医，但中医治病常常能标本兼治。而你的这本呀，我怕他们读了以后，会走火入魔，走入歧路。”
“那怎么办？”
“其实，我们的中医，并不是默守陈规，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不断地发展，而正是这种与时偕行，才能‘大道天下，万宗归一’。”纪绪说，“你想改变西方的药和术，这虽然简单，但对人体的平衡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走偏了。对于问题，我们不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这样做，只是治标不治本。”
【二】《易传》儒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
杰克逊问：“我出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就是你不能死搬硬套。”纪绪继续说道，“变，是中国人的处事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根本——《易经》[1]。”
“《易经》？”
“所以，你要翻译中国的著作，必须先了解《易经》。”
“他是一本什么书？”
“《易经》是一部哲学经典。它告诉人们，世界是变化的，变化有什么样的规律，以及如何面对不确定的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如何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有很强的实用性，充满洞察世事的智慧。
一般书籍无不是‘文以载道’，而《易经》则以‘言、象、意’载道，其道之广大，无所不包；其为道也，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所揭示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处处充溢着‘和谐’之理。它对儒家、道家、术家、禅家、阴阳家、墨家等百家群流，影响甚远。所以说，《周易》是‘百家之宗’、‘万经之源’。”
杰克逊又兴奋了起来，“既然这本书这么有用，那我翻译《易经》吧！”
“关键是，你现在还翻译不了！”纪绪说道，“我是让你先读一读，如此，你才能明白《为政忠告》中所说的道理。”
“那先生，您找一本来，让我读一读。”
“行，明天我去社学给你寻一本来。不过，你现在还看不懂，我大体给你讲一讲，等你闲暇的时候，就翻一翻。”
“好，我都听先生的！”
纪绪说：“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在哪里？我以为就在于《易经》的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是华夏几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它用阴阳两种符号的不同排列组合，模拟各种事物的变化规律。
《易经》的奥妙，并不在于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卦象，而在于它用一种辩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它不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人文性格，也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宰相虞世南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药王逊思邈说，‘不知易，何以为医’；就连现在的日本朝廷也规定，不懂“易”者，不得入阁。所以，你想翻译好这本《为政忠告》，又怎能不了解《易经》呢？”
杰克逊问：“这么说，《易经》上写的都是教人如何治理国家的。”
纪绪说：“不，上面写的都是些占卜与算卦。”
杰克逊问：“占卜与为政有关系吗？”
“有！”纪绪说，“在我们大多数生活和施政的过程中所得出的客观规律，往往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这本《易经》，亘古常新，相延五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
杰克逊问：“《易经》上到底写了些什么？这书很厚吗？”
纪绪说：“文字倒是不多，不过，光是那个‘太极图’，就最能表达《易经》的哲理，它借助‘言、象、意’所构造概念性和综合性的系统模型，表述了事物的运动状态和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状况。促使人们掌握系统的、辩证的思维，从而解决人世间长期留下来的问题。”
“像有才和暮羽在学校[1]里读书，也读《易经》吗？”
“不，我们的乡学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2]，而这里的社学，都是些十五岁以下的学生，只是小学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主要以启蒙为主，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填补学生们的头脑，为以后进一步修养心性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到了大学阶段，才以授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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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学校
古代的学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在夏代，学校被称为“校”；在殷商时代，学校被称为“庠”；在周代时期，学校被称为“序”。而国学和乡学也是不同的概念，那时候的上学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殷商时期的学校高一级的学校叫“上庠”，低一级的叫“下庠”，再比如王府设立的学校叫做“辟雍”、“成均”，而国学指的是一些达官贵族家的孩子才能够上的学校，乡学就是地方性的学校，而明朝的学校被称为“私塾”或“书院”等，近代开始，清政府就明确了教育制度以及名称的册立，把学校成为“学堂”，民国时期，“学校”之名才沿用至今。
[2]古代的学生,学习什么？
古代的私塾教育，按照学生的年龄和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
元代学者许衡在《小学大义》中说：“古者民生八岁，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当其幼时．若不先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及其年长，若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
古代教育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因此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道德情操，成就圣贤人格。
按照儿童认知的特点，十四五岁之前，以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所以要学习和遵守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从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和体悟，通过“先入为主”的方法，用儒家的三纲五常占领孩子的头脑，为以后进一步修养心性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大学阶段，则开始于十五六岁，这一时期的学生思维，逐渐发展出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够对道德伦理及礼制所包蕴之理进行深入探究，并可将内心之仁不断推广扩充，以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这一时期的学习以经学为主。
因此，小学阶段的学习以启蒙为主，而大学阶段的学习则以授经为主，由此塾师也大致分为两种，即“蒙师”与“经师”。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塾师往往身兼经、蒙二师的职责，“经、蒙俱授”，只不过在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时，教学内容有所侧重。
对于小学、大学之别，古人论述颇多。
宋代吕大临说：“古之学者，有小学，有大学。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道，道也、德也。礼乐射御术数，艺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
朱熹也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小学阶段学的是行、事，大学阶段学的是道、理。小学属于形而下，大学属于形而上。可见，古人并不是一上学就开始读经，而是有一个过渡阶段，即由最初的童蒙须知、学则以及道德格言、名人嘉言善行的学习，再接触四书，最后正式进入五经的学习。
儿童一上学，首先就要学习一些须知、学则，用以收束孩子的身心，养成良好的习惯，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其他教学活动。比如《弟子职》，为《管子》中的一篇，以四字为句，适于记忆朗诵，在古代一直备受重视。再如朱熹制定的《童蒙须知》，对日常的坐卧起居、洒扫应对都有严格的规定。“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须知》内容浅显明了、易于操作，符合儿童认知发展和道德形成的规律。
当然，这些须知、学则还是比较简单、粗陋的，要系统的学习，还应该有更充实的教材。
朱熹曾命弟子于儒家经书中搜集整理重要的论述和名人道德言行，编为《小学》一书，这部书被后世当作蒙学教材，影响极大，注释者就有几百家。《小学》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小学》一书“既是儒典，又是蒙书，既被用于学童作为儒学入门书，又被许多成年人看作存心养性的性理学修养书。同时，它还具有很强的礼书性质”。当然，从根本上说，它“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是一部让儿童学习儒家伦常的理想蒙学读本。
《小学》在古代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肯定。
如明代学者陈选说：“圣人之道，人伦而已矣，学之必自《小学》始。子朱子《小学》一书，其教在于明伦，其要在于敬身，盖作圣之基也。”
朱元璋曾下令亲王、驸马、太学生咸讲读之。
雍正亲自为《小学集注》撰序，可见古代帝王对《小学》一书的重视。
把《小学》一书弄熟之后，下一步就可以学习四书了。四书乃是朱熹最早编订的，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孟》最初只是子学，后来虽被列入十三经，但地位与五经还是不同的。
宋代以后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四书，认为儒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书中，而五经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来源和体现。宋代以后，儒学由今古文经学一变而为义理之学，儒家思想逐渐理论化、系统化，走向一条形而上学之路，目的是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提供超越的理论根据。《论》、《孟》都属于语录体著作，相对浅显易懂，而《学》、《庸》又比较短小，所以四书成了进一步学习儒家经书的基础。
此外，还可以读宋代以后理学家的著作，比如《近思录》等。
《近思录》为吕祖谦、朱熹编订，摘录了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著作，是学习儒家思想的指导用书。有了这些作为铺垫，等到十五六岁后，就可以进入五经的学习。
由蒙学而经学的顺序，古人有很多论述。
如明代学者施璜说：“《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不可以言《四书》。《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读《小学》无入处，不可以言《近思录》也。故欲升入《五经》之堂室，必由《四书》阶梯而上，欲升入《四书》之堂室，必由《近思》阶梯而上，欲升入《近思》之堂室，必由《小学》阶梯而上。”
一般来讲，古人研读儒书、修养心性，先从《孝经》、《小学》开始，然后四书、《近思录》等，最后才是五经。而打乱这个次序，会给儿童的学习带来不良影响。
如清代佚名《变通小学义塾章程》中指出，近世一些蒙师开蒙即训《学》、《庸》，对于陶冶德行的诗歌韵文等蒙学教材不屑一顾，而四书又过于艰深，不利于儿童的道德修身。“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始入大学，今呼七八岁童蒙，而训之以大人之学，—步登天，自问亦应失笑。”因此，“务须于子弟入塾开蒙第一年，专做小学工夫，专训小学各种书本，讲说启蒙日记故事，以期先入为主，以端蒙养之基，此意先儒已多有言之者。其四子书，总须在第二三年训读”。对于儒家义理的灌输，必须着眼于儿童的身心特点，量资循序，不能躐等。
总之，传统蒙学注重从“眼前事”开始，遵循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规律，督导儿童学习和实践儒家伦常。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通过名人言行、榜样示范等陶冶孩子的情操。然后再进行儒家典籍的学习，将以往的感性材料升华为理性认识，进而对儒家的内圣之学有一个系统的、超越的把握，以引导学生追求至善的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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