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货物恶其弃于地

        【一】《道德经》道教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杰克逊问他的老师：“先生，您看，我都二十三了，能以授经为主了吧！”
纪绪说：“杰克逊，你知道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谁吗？”
“知道，是孔老夫子。”
“道家学派呢？”
杰克逊却摇了摇头。
纪绪告诉他说：“是老子。”
杰克逊惊奇地问：“有才他爹？”
纪绪纳闷道：“怎会是有才他爹呢！”
“他不是老对着有才说，老子长，老子短的……”杰克逊摇晃着脑袋表演着。
“他那，那是骂人。”
“那你说的这老子是谁？”
“孔子的老师。”
“给人做老师就可以自称老子了么？是不是，我也得管你叫老子？”
“你管我叫老子，是在骂我！”纪绪笑道，“我说的这老子呀，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李和老读同一个音，耳和聃又是一个意思，所以李耳就是老聃，尊称一下就成了老子。”
“老子为何要用自己的耳朵做名字呢？难道他的耳朵比常人的大？”
“老子是在他母亲逃亡的时候降生的。一生下来，他的耳朵虽有些大，但并没有以‘耳’命名。中国人的取名习惯愿意用出生那年的属相。因老子出生于庚寅虎年，亲邻们又呼之曰小狸儿，即‘小老虎’之意。因江淮人把‘猫’唤作‘狸儿’，音同‘李耳’。久而久之，老聃小名‘狸儿’便成为大名‘李耳’一代一代传了下来。老子和孔子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易经》[1]又是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思想的总源头。
老子的思想，偏重于《易经》中的阴阳之‘道’；而孔子却偏重《易经》卦象之‘器’中的‘德’。所以，老子代表了中国哲理，孔子代表着中国文化。
这两个位先贤的‘道’与‘德’，就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道’与‘德’互为一体，‘道’还排在了‘德’的前面。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大道至简，‘道’简洁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地步。
孔子教人入世，‘德’或‘器’就容易表达和理解了。如孔子的《论语》开头就告诉我们，‘做人要快乐’。这比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德经》更容易理解和体会，更便于接受和实践。
《易经》原本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在周文王以后转向人类社会学，以卦辞、爻辞解释社会现象，到孔子的时候，就成为儒家的哲学和理论的依据。”
杰克逊问：“孔老夫子也会用它算命卜卦吗？”
纪绪说：“孔子说，‘知易者不言占，言占者不知易’。这就是孔老夫子的伟大之处。他把《易经》从一本用来占卜算卦的书，上升为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并为《易经》做了《十翼》，从而使《周易》成为一部思想深邃的人生哲理著作，列群经之首成为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
“噢，不算卦呀！”杰克逊松了口气，“我以为还得让我算卦呢，我可不会骗人。”
“《易经》的占卜，怎是骗人呢？”
“Mr.甄说是骗人的。”
纪绪笑道：“孔子早年也确实把它看做是一部卜筮的书。到了晚年，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却处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后，方知天命如此，强求不来的，也方知《易》之博大。此时的孔子读‘易’，思想认识上有了明显的转变，甚至手不释卷。其弟子们都大为不解，尤其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他向孔子问道，‘老师啊，你以前不是教导我们说，丧失德行的人，才去求神问鬼；没有智谋的人，才去打卦问卜吗？我认为你那时讲的很正确啊，我也一直都是认认真真照老师说的去做。可是老师啊，怎么你老了反倒又喜欢这玩意了呢？
孔子答道：‘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这么大岁数啦，并非沉寖在周易的卜筮之应用，而是喜欢周易的哲学和思辨。通过研究周易的卜筮之道，通晓天地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理。
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孔老夫子并不信鬼神。研究周易，希望百占百灵，那是普通人的想法，而不是真正的易道。
真正的易道，就是通过研究《周易》，发现天地人生的规律，能够敬畏规律。让鲁莽的人知道害怕，让软弱的人知道勇敢，让愚昧的人不敢妄为，让奸诈的人回归忠厚。
《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意思是说，假如老天再给我有年，或五年，或十年，我会沉潜於周易的研究之中，那么我的人生就不会走太大的弯路……感慨《易经》揭示的宇宙万物的神奇变化和奥秘。”
【二】《大道之行也.礼记》儒教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看着杰克逊慢慢地皱起了眉头，纪绪知道把他给说糊涂了。
纪绪笑了笑，说道：“其实啊，中国文化很好理解，无非是两个字——‘和’与‘合’。
和，是和睦，和谐，和平，和美，和悦，和煦，和合。
中国文化不讲求零和思维，也不追求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而是追求天下大同，追求在尽可能平等的条件下实现和谐圆满，和谐共生，这就突出体现了‘和’字的提纲挈领作用。
无论是平和、祥和，还是求和、共和，都在极力谋求这个关系中最大的累加项，以期取得最大的社会成果，达成最大的社会期望值。我们通常讲‘和谐共赢’，就是它的最终依归。
所幸，我们的大元朝繁荣了，发达了，但我们依然在提倡这种无输无赢、共进共退的普世价值，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最大济世准则。
合，即合理，合法，合规，合情，合适，合格，合作。
意即做到允厥执中，不偏不倚，太极两仪，大开大合。
将一切社会因子都归集到‘和、合’的框架之下，使其相互并存，相互融合，同生并进，美美与共，进而达到和谐一统的高度，实现最高层次的人间精神思维的最佳整合。
中国文化，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兼容性，还有无与伦比的博采性、吸附性，无论是哪个族群或者哪个邦域的特色文化，都能在这里找到其最适宜的归属地位，从而更紧致的融入于当时、当地的文化主流当中，伴随着新融入的血液，产生一种水水乳.交融的文化氛围，汇成滔滔洪流，包举并蓄，和谐万邦。
我们的先人们，始终讲求‘修齐治平’的理想格局，我们心目中的最极致目标，是独善其身以后，能够兼善天下。
汇天下于一羽，融万物于须臾，俯仰遥畅之余，逸兴遄飞之具，开出和谐美景，共享盛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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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易经》
《易经》是一本揭示变化的书（一本通过揭示变化规律，指导世人趋吉避凶的书），由太极阴阳图和八卦及六十四卦构成《易经》典籍之内容。是中华文化之源、哲学之根。不仅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儒家的“中庸之道”都根源于此，而且早在6000年前《易经》的规律就已经包涵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华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如同“树叶向阳光充足的方向生长，树根朝着水的方向奔跑”一样，《易经》没有空谈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而是从“趋吉避凶”之本能的角度，教化世人多接触好的人和事物及物品，多做好事、积累善行和祥瑞之气，共同构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趋吉避凶”的着眼点虽低，却与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一、伏羲依照“河图”之启示而演成八卦，形成了《易经》典籍的核心内容，《易经》之五大规律也出自于“河图”之启示。
二、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三、《周易》以宇宙间万事万物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用“阴”和“阳”两个基本要素，描述了一个阴阳变化的系统。“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即阴阳），两仪生四象（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象演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两仪是对太极的细分；八卦是对阴阳的细分；六十四卦是对八卦的细分。每卦及卦爻的含义有单独的章节进行释义。
四、《周易》即《易经》，是《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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