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4章 朝局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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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亦或是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断不是圣旨一下即刻上任那么容易。在上任之前,高务实还需要先回兵部交卸工作。
高务实在兵部虽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较“兵部四侍郎制”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还是要相对“简单”一些,因为石星算是“协助尚书抓全面”,而高务实专管京营。
但高务实的这个“简单”只是工作范畴相对单一,实际上京营的那摊子事,任谁都知道很不简单。
尤其是在高务实亲自主导了京营改制之后,这种“不简单”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务实没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头不知脑,没有几个月时间下来,连门道都搞不清。
不过,戎政侍郎这个缺朝廷暂时还没有议定人选,所以高务实目前只能先找梁梦龙来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经得到圣旨,顶上杨兆致仕后工部尚书的缺去了。
高务实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还着急。戚继光和禁卫军一干将领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报告,得到准许私人进京的批准后,全跑来兵部了解情况;朱应桢、张元功等一干靖难系勋贵忙不迭递了联名拜帖,说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见司农,甚至连一直身体不好的定国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难怪他们着急,高务实“分割京营”之后,京营分为后勤和作战两个部分,虽然名义上依旧是听从五军都督府的统辖和兵部的指挥,但毕竟是“各自为政”了,双方对目前的情况也都非常满意,并不愿意再次变化。
如今高务实要调升户部尚书了,这京营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会不会出现变化,他们当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点准备?
戚继光与高务实是多年的老交情,当然不会因为高务实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现什么态度上的变化。恰恰相反,他对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大司农越发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戚某顿首敬拜”。
戚司令都这语气了,禁卫军其他将领的拜帖更不必说,那真是一个赛着一个谦卑,又一个赛着一个亲热。
高务实明白这拜帖再次改动自称的意义,戚继光和一干将领这是摆明了自己依旧是脑门上贴着“高”字的,不会因为高务实的职务变动就有什么变化。
这是个聪明的举动。
高务实是升调,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为文臣,位进一品(太子太师),离入阁这个文官们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关键的是,如今他才不过二十五岁!
戚继光等人完全敢做一个预想:只要朝廷对察哈尔的决战按计划进行,以目前朝中“文帅”们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来看,这一仗十有八九还得是高务实领兵。那么,一旦战而胜之……这辅臣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
彼时的“高阁老”极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这太惊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内阁可不是早年的内阁,解缙当年三十二岁为阁臣,三十三岁为首辅之故事并不能套用——那时候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内阁是什么?大抵相当于唐时的政事堂,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本来内阁的设立,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内阁来牵制六部,与六部分权。当时成祖恐怕并没有料到有今天这一幕:内阁全面压制了六部。
高务实如今已经是户部尚书,如果按照早年间的传统,他就没法入阁了,但按照近几十年的习惯,则意味着他离入阁很近。这其中的制度和习惯变化,很有必要说一下。
自内阁初建的永乐时期开始,一直到弘治年间,六部尚书与其之间就从未有正式的迁转情况。这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在内阁成立初期已经有所体现。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时,成祖朱棣于奉天殿赐宴群臣,照例赏赐六部尚书和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同时“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勚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并且强调:“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
这段怎么理解呢?内阁在创建初期,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管辖,当时内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将内阁诸臣与六部尚书同等赏赐,并明确强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但职能不在六部尚书之下。
这基本上表明,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便有着削弱六部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当然,内阁这种职、权严重不相匹配的情况并没有长久持续,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入阁后加六部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黄淮为少保、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俱三俸并支,仍掌内制”。
虽然这种加封是“不预所升职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部职权的侵犯。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出其有违祖宗之意,“大学士五品尔,如欲加于六卿,则何不崇其阶衔也”。
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内阁的限制,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
另外,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作为阁臣的预备者。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进士”,而是“翰林”,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
对此种情况,《明实录》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1404)左右,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就文渊阁进其学”,最终三年考满之时,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时,“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锜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
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马愉、曹鼐在杨士奇、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故正统年间陈循、高谷、苗衷、马愉、曹鼐以学士入,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入,则旧意犹存可考也”。
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拔入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橫,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上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辅之先,若仍领铨务,则自所题行,自所拟票,驳正调停终为未便,是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是阁老身兼尚书,或以尚书位进阁老,都变得常态化了。
换言之,内阁与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泾渭分明,现在不仅是开始融合,甚至出现了上下级之分:内阁统领六部。
当然这个并不绝对,原历史上在万历朝时,一旦首辅性格软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强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过来架空内阁。
戚继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对高务实有丝毫不敬,一则是高务实入阁可期,这一点人尽皆知;二则此时户部、兵部都是实学派的主场。
在高务实头顶管着他的阁老是张学颜,其为实学派大佬,同时也是高务实一直以来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会绝对支持高务实在户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面虽然戎政侍郎暂时缺位,但戚继光料定这肯定是因为此次内阁与七卿的变动来得过于突然,实学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还没来得及推举人选。
戚继光认为,这个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还是会从实学派中产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会召见高务实,让他推荐继任者——这也算是个传统,就像当初潘晟把徐学谟推上来一样。
有了这样的判断,戚继光等人自然继续恭恭敬敬,而朱应桢、张元功等人也自然还得赶紧投拜帖求见高务实。
于是,高务实最后一次在兵部接见了他曾经麾下的禁卫军诸将,面授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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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下一章或者说下半章会把新的内阁、七卿名单列出来一下,以免大家看得不记得了——我还是记得的,而接下来要“换副本”了。喜欢大明元辅请大家收藏:(663d.com)大明元辅六六闪读更新速度最快。到六六闪读(www.663d.com)
看剑来
高务实在兵部虽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较“兵部四侍郎制”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还是要相对“简单”一些,因为石星算是“协助尚书抓全面”,而高务实专管京营。
但高务实的这个“简单”只是工作范畴相对单一,实际上京营的那摊子事,任谁都知道很不简单。
尤其是在高务实亲自主导了京营改制之后,这种“不简单”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务实没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头不知脑,没有几个月时间下来,连门道都搞不清。
不过,戎政侍郎这个缺朝廷暂时还没有议定人选,所以高务实目前只能先找梁梦龙来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经得到圣旨,顶上杨兆致仕后工部尚书的缺去了。
高务实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还着急。戚继光和禁卫军一干将领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报告,得到准许私人进京的批准后,全跑来兵部了解情况;朱应桢、张元功等一干靖难系勋贵忙不迭递了联名拜帖,说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见司农,甚至连一直身体不好的定国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难怪他们着急,高务实“分割京营”之后,京营分为后勤和作战两个部分,虽然名义上依旧是听从五军都督府的统辖和兵部的指挥,但毕竟是“各自为政”了,双方对目前的情况也都非常满意,并不愿意再次变化。
如今高务实要调升户部尚书了,这京营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会不会出现变化,他们当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点准备?
戚继光与高务实是多年的老交情,当然不会因为高务实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现什么态度上的变化。恰恰相反,他对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大司农越发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戚某顿首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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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明白这拜帖再次改动自称的意义,戚继光和一干将领这是摆明了自己依旧是脑门上贴着“高”字的,不会因为高务实的职务变动就有什么变化。
这是个聪明的举动。
高务实是升调,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为文臣,位进一品(太子太师),离入阁这个文官们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关键的是,如今他才不过二十五岁!
戚继光等人完全敢做一个预想:只要朝廷对察哈尔的决战按计划进行,以目前朝中“文帅”们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来看,这一仗十有八九还得是高务实领兵。那么,一旦战而胜之……这辅臣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
彼时的“高阁老”极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这太惊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内阁可不是早年的内阁,解缙当年三十二岁为阁臣,三十三岁为首辅之故事并不能套用——那时候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内阁是什么?大抵相当于唐时的政事堂,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本来内阁的设立,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内阁来牵制六部,与六部分权。当时成祖恐怕并没有料到有今天这一幕:内阁全面压制了六部。
高务实如今已经是户部尚书,如果按照早年间的传统,他就没法入阁了,但按照近几十年的习惯,则意味着他离入阁很近。这其中的制度和习惯变化,很有必要说一下。
自内阁初建的永乐时期开始,一直到弘治年间,六部尚书与其之间就从未有正式的迁转情况。这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在内阁成立初期已经有所体现。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时,成祖朱棣于奉天殿赐宴群臣,照例赏赐六部尚书和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同时“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勚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并且强调:“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
这段怎么理解呢?内阁在创建初期,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管辖,当时内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将内阁诸臣与六部尚书同等赏赐,并明确强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但职能不在六部尚书之下。
这基本上表明,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便有着削弱六部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当然,内阁这种职、权严重不相匹配的情况并没有长久持续,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入阁后加六部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黄淮为少保、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俱三俸并支,仍掌内制”。
虽然这种加封是“不预所升职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部职权的侵犯。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出其有违祖宗之意,“大学士五品尔,如欲加于六卿,则何不崇其阶衔也”。
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内阁的限制,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
另外,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作为阁臣的预备者。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进士”,而是“翰林”,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
对此种情况,《明实录》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1404)左右,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就文渊阁进其学”,最终三年考满之时,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时,“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锜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
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马愉、曹鼐在杨士奇、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故正统年间陈循、高谷、苗衷、马愉、曹鼐以学士入,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入,则旧意犹存可考也”。
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拔入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橫,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上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辅之先,若仍领铨务,则自所题行,自所拟票,驳正调停终为未便,是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是阁老身兼尚书,或以尚书位进阁老,都变得常态化了。
换言之,内阁与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泾渭分明,现在不仅是开始融合,甚至出现了上下级之分:内阁统领六部。
当然这个并不绝对,原历史上在万历朝时,一旦首辅性格软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强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过来架空内阁。
戚继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对高务实有丝毫不敬,一则是高务实入阁可期,这一点人尽皆知;二则此时户部、兵部都是实学派的主场。
在高务实头顶管着他的阁老是张学颜,其为实学派大佬,同时也是高务实一直以来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会绝对支持高务实在户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面虽然戎政侍郎暂时缺位,但戚继光料定这肯定是因为此次内阁与七卿的变动来得过于突然,实学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还没来得及推举人选。
戚继光认为,这个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还是会从实学派中产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会召见高务实,让他推荐继任者——这也算是个传统,就像当初潘晟把徐学谟推上来一样。
有了这样的判断,戚继光等人自然继续恭恭敬敬,而朱应桢、张元功等人也自然还得赶紧投拜帖求见高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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